1.瑞士银行保密制度有些什么内容？ 1713年，瑞士日内瓦市议会通过法律，要求银行必须登记、保存客户信息，但不得把客户信息泄露给第三方。

其他各种收费项目也应该集中清理整顿、专项整治。100万元以上按分档税率纳税。

从较长时期看，中国早晚要把20%的畸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逐步降低到10%以下的正常水平，如果本届政府没有计划把这样20%的畸形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维持10年，那么当下就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最佳时机。根据中国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的报告，中国企业在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左右，高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24%~27%的平均水平，更高于日本、韩国和美国约为20%左右的综合税负。最后是更多实体破产、更多资金从实业流向高利贷……由此可见，通过抽紧银根不但不能调结构、不能把资金逼回到实体经济，反而加强资金逆向流动，进一步抬高资金利率。全球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表明，选择宽松货币环境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利率下行。  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滕泰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进入 滕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供给主义 稳增长 。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为了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还应更多发挥市场之手的作用，关键是减少供给抑制和需求抑制，激发经济本身的有效供给活力，提升经济潜在生产力。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成本原本就在渐渐地不断抬高，然而无论是长期的高税收成本，还是前几年不断抬高的资源要素成本、土地成本、人工成本，都在不断地被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抵消、消化，而去年钱荒以来急速拉高的融资成本，却在较短的时间内超过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所能够消化的范围，使大量原本盈利的企业快速沦为亏损，严重抑制了有效供给，并将进一步加速制造业投资、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速的下滑，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中国有一套独特的和行政管理体制吻合的发展机制：利益推动机制。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演讲中提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这是不是指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的重新划分？ 蔡昉：是。  天下没有城市是按规划完成的 然而，从农村出来的人会去哪个城市？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发出警示：人往哪里去，学问非常大，由中央计划体制去解决，一定会输得很惨。资本替代劳动、智力替代体力的趋势，不是凭空出来的，而是取决于资本、劳动力这几种要素谁更丰富、谁更加稀缺、谁更能创造价值。今天的劳动力市场非常好，谁都知道农民工工资长得比谁都快，这让一些人就觉得我干嘛要上学？但要知道，这说明市场是失灵的，释放出错误的信号。

葛红林说，进城农民工是财富创造者，不应被视为成本和包袱，沿海城市应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新型城镇化的二次红利。《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否也存在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蔡昉：对，不平衡其实是机遇。

  负担还是红利 如果实现一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10万元，到2020年实现一亿人的目标，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问题是，如何分担其中成本？蔡昉说，改革有收益，也有损失，但只要总收益大于损失，就能用获得的净收益补充改革中的损耗。亚洲四小龙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就转移到了中国。《瞭望东方周刊》：随着工业化、信息化推进，城市对劳动力的一部分需求可能被资本、技术等要素取代了，那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市场在哪里？ 蔡昉：你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现实约束，仍然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不是劳动力富余。

你认为呢？ 蔡昉：这是大的原则的说法，就像我说过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后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增加了人口红利，带来了总的GDP的增长，但是总的收益在各个地区、各个群体之间分配是不均衡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央政府的确应该承担更多的事权，应该增加一些新的支出。企业家不会干这种事的，只要让市场信号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就会是循序渐进的。周其仁说，所有城市都认为会到自己那里去，事实上，有的城市能吸引人，但有的城市就算使出浑身解数，也是空空如也。在他看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应该成为一个分担问题。

只要生产要素市场没有扭曲，资本、技术、劳动力不同要素的价格都由市场来决定，只有劳动力需求不足的时候，才会出现资本进行替代，而不会是在劳动力还比较丰富和富余的时候，资本硬要进来替代劳动力。即使在存量的部分没有动作起来，那么在增量的部分就可以先改起来。

比如说东亚，国家和国家之间就有产业转移的过程，日本的劳动力成本高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外移到了亚洲四小龙。这样就给中国一个阶梯式发展，对沿海地区来说，劳动密集型向价值链更高的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来说，非农产业发展不足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产业升级。

  如果实现一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10万元，到2020年实现一亿人的目标，那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同时，该规划也指出，各级政府应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承担相应的财政支出责任，增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较多地区政府的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政府的作为，比如告诉全社会义务教育、甚至上高中都不要钱了，这是政府必须做的，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影响。李铁说，政府之所以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有自己的利益，即一方面通过土地获得开发性支出，另一方面是借此保证城镇户籍居民利益。城市发展政府很重要，但是政府要尊重市场，天下没有城市是按规划完成的。葛红林介绍，成都经过四年实践，并未出现一些人担心的农民蜂拥进入中心城区的现象，这是因为现在成都农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没有太大的公共服务差距，长期附着在城乡户籍差异上的权利不平等已经有效破除。

不过，随着国家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到2020年将有1亿左右农业人口实现市民化，期间蕴涵的能量和机遇同样惹人瞩目。  钱从哪里来 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论坛由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联合主办，今年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这便也是探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的两个方向。

对此，成都市长葛红林在谈及钱从哪里来时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地方建设对土地收益依赖度较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等都寄希望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来筹集，因此土地收益起到了以城带乡的支撑作用。蔡昉说，2010年之后，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今年也面临招工难题，2015年之后劳动力会一直减下去，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相应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主要标志之一便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实现和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黄守宏说，按照一个亿测算，到2020年在城镇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将占进城农民的1/3左右。不过，支付成本的同时也意味着收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出席当天首场开放性对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农业人口市民化将有效缓解人口红利的消失，并推动经济增长。中国如此之大，东中西的差距不亚于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除开那些污染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沿海没有竞争力了，就会转移到中部、西部去。

以前省里是不管地市和县的融资的，但现在都要审批。过去，大家相信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搞好基础设施，只要把公共服务做好，就会有人来。

总体上讲，他们的转移成本通过劳动其实已经解决。4月19日，2014中国城镇化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

周其仁提示现场与会的多位城市市长，不是说城市够级别，就会有吸引力，要看投资回报，如今很多地方已经在开始担心金融危机、债务违约，已经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变成中心城市了。《瞭望东方周刊》：成都市长葛红林说，城市新增的这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本身就在创造财富，所以不存在成本分担的问题。

葛红林透露，成都坚持将产权明晰作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首要工作，特别是在2010年建立了户口在居住地登记、随居民流动自由迁徙的城乡统一户籍管理制度，农民进城不以牺牲宅基地、承包地等财产权为代价，可以带产权进城，改变了土地换社保、土地换户口等传统做法，保障了城乡居民在户籍所在地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比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新增的这部分户籍人口的事权就可以先重新划分地方政府的调控思路不能只是单一地松绑或者收紧，而应该全面综合地考虑市场状况，既要支持刚性需求购房者，也要确保市场稳定。不只帝都，在另外几座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房价高企城市--上海、深圳、杭州、广州，也同样传来了成交量明显下滑或者降价打折、降低首付的促销消息。

'任何一个国家的房价都不可能永远往上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也即所谓的'分类调控'、'双向调控'：楼市热的城市，实行紧缩式调控，楼市冷的城市，实行扩张式调控。

4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终于出手"部署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和优化结构有关工作"，而同样因为身陷困境而翘首以盼的楼市，仍未从中南海那里收获只言片语。" 不过，这篇《毛大庆催化剂：楼市预期分化加剧》同时强调"万科的观点并不代表所有的开发商"："对于这一轮楼市拐点是否已至的争议，正是开发商阵营对当前市场认知分化的结果……毛大庆也提到，在上述内部交流中，现场有人对当前市场还是乐观的，他发言是为了平衡，提醒大家关注可能风险。

" 进入专题： 楼市拐点 。" 而在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5月刊中，李克强通过署名文章《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系统阐述了已经让他"尝到甜头"的转型思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